“大跃进”形成高潮以后

1958年伊始，南宁会议对“反冒进”进行反击之后，紧接着在三月，成都会议（时间跨度为3月9日至26日，系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）亦延续了对“反冒进”的批判。随后，四月举行的武昌会议则承继了南宁与成都会议的精神，其核心宗旨在于激励大家奋发向前。

随着“大跃进”热潮在一些省份渐次升温，会议中领袖虽屡次强调保留空间、节制氛围，但其话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。毕竟，主导方针明确为“鼓足干劲，气势不可泄”。

在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（5月5日至23日）中，一方面，根据领袖的指示，对八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进行了正式调整；另一方面，会议正式通过了领袖提出的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。无疑，“大跃进”标志着我国正迈入一个“一日千里”的辉煌时代。解放思想，勇于实践，呼声盖过一切。

随着6月的到来，农业生产领域率先掀起了一股“卫星”热潮，随后，钢铁与煤炭行业也相继加入了这一行列，纷纷“升空”。此时，“大跃进”运动达到了顶峰，而“浮夸风”和“共产风”也随之蔓延开来。1958年4月15日，领袖在广州挥毫泼墨，撰写了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一文，向世人推荐了一个经过两年艰苦努力而焕然一新的合作社——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。

领袖在文中指出，通过这个合作社的英勇事迹，我们见证了“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，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正迅速提升”。由此可见，我国迈向英美国家的步伐正在加快，所需时间已无需如以往所想的那样漫长。大约二十五年，甚至稍长一些，便足以实现这一目标。”指出：

“党的领导固然至关重要，但六亿人口同样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。人多则议论纷纭，热情高涨，干劲十足。未曾有如今，人民群众如此振奋精神，斗志昂扬，意气风发。”此外，他还强调：“除却其他特点，我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征便是‘一穷二白’。乍看之下，这似乎是弊端，实则不然。正因为贫穷，我们才渴望变革，渴望投身革命。正如一张白纸，无负担，正适合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绘制最新最美的画卷。”

当日，领导同志致信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周恩来、陈云、胡乔木、吴冷西等同志：“敬请审阅此文件。若认同，烦请冷西同志在《人民日报》上予以刊发。”胡乔木在综合考量各方意见后，认为在迈向实现二十五年内赶超英美目标的过程中，应适当保留一定的余地。

我国若要追赶上英国，所需时间并不长，即便比肩美国，亦无需如以往所预期的那样漫长……”

阅胡乔木意见后，领袖批示。

“经过十载的努力，我国有望赶超英国；再历十年，美国也将成为我们的追赶目标。因此，提及‘二十五载乃至更长’的时间以迎头赶上英美，实则预留了五年至七年的弹性空间。而‘十五年内超越英国’的口号，依然坚定不移。” —— 此语出自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。

“显而易见，我国在工农业生产领域追赶资本主义强国的步伐，或许无需像过去所预期的那样漫长。”

这篇领袖的短文，在1958年6月1日亮相于《红旗》杂志的创刊之际，同日亦被《人民日报》所转载，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，为“大跃进”运动的高潮注入了强劲的动力。

1958年8月，北戴河会议（召开于17日至30日，系政治局扩大会议）将当年钢产量目标上调至1070万吨，是1957年产量的一倍之多；对于1959年，会议提出目标为2700万吨，并力求达到3000万吨。这一系列指标均被正式纳入会议的决定与公报之中。胡乔木担任了这两份文件的起草工作。

北戴河会议落幕之后，“大跃进”运动迅速升温，进入了一片狂热之中。作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，以及中央政治局秘书，胡乔木自然无法置身事外，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“大跃进”的浪潮之中。

反思“大跃进”。

在1980年4月，邓小平回顾“大跃进”时期时指出：“毛泽东同志在‘大跃进’中情绪过于激动，我们当时是否也过于激动了呢？刘少奇、周恩来和我都没有提出异议，陈云同志也未发表意见。” 胡乔木的情况亦是如此。

1991年8月，在探讨撰写《回忆毛泽东》一书时，胡乔木曾对“大跃进”的提出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回顾与总结。他阐述道：

一，领袖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胜利，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高涨，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。

二、对1957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于莫斯科召开的会议感到极度的满意，加之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，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胜利的曙光，坚信东风必将压倒西风，超越英美。尤其是他对中国党领导下的经济建设充满信心，相信我们能够实现更快的发展。这些信念为“大跃进”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。

在1958年《人民日报》元旦社论《乘风破浪》中，便提出了“鼓起干劲、力争上游”的口号。随后，他采纳了一位民主人士的建议，将“鼓起”一词替换为“鼓足”。正是这样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表述得以逐步成型。

鉴于这些内外部因素的交织，领袖认为可以尝试追求更快的增长速度。若能动员起广大民众，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民众，生产力的飞跃指日可待。人们在面对胜利时往往容易过于乐观，陷入盲目。胡乔木以这种方式总结重大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，其见解颇为深刻。

1990年伊始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手编纂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（以下简称《七十年》）。同年四月，该研究室将初步拟定的纲目呈送胡乔木审阅。胡乔木在审阅后，对纲目提出了批评，指出其“思路不够清晰”。他特别针对建国初期在合作化问题上的曲折历程强调：“对于‘合作化高潮’这一提法，不宜采用过于肯定的语气；类似的表达方式亦应避免。”

所谓合作化高潮，实则是指1955年，在领袖的引领下，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合作化运动的高峰。自1953年起，我国便开始全面推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。然而，到了1954年1月，鉴于农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出现了忽视条件、急于求成的倾向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便提出了对合作社“适度控制发展，着重加强巩固”的建议。

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言，于1月10日发布《关于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》，旨在对迅猛发展的合作社实施降温措施。

一载光景过后，1955年7月，领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集会上，对邓子恢等人作出了尖锐的批评，比作步履蹒跚的小脚女人。他指出，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，他们已经落后于群众运动的步伐。领袖强调，当前农业合作化的关键不是放缓脚步，而是应立即加快步伐。

在领导者的坚定推动下，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入高潮。这一进程催生了追求速度、规模和公有化的倾向，然而，对于仍处于传统发展阶段的中国农业而言，这些倾向引发了诸多挑战。

在1990年前后，我国改革之路遭遇了诸多挑战，民众对于众多问题的看法显得有些困惑，这种迷惘的情绪亦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对历史过往的理解上。显而易见，胡乔木对此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。在审阅写作提纲时，他对肯定“合作化高潮”的论点提出了明确意见：

此类情形难以断言定论。若能轻易肯定，历史将变得随意无常。党派在国家会议上作出的决策（例如合作化运动），一旦决定推翻，便付诸实施。固然，对此不宜过分苛责，然而亦不宜过度宽恕。”

发动“文革”错误根源

胡乔木深入剖析了领袖发动并持续推行文化大革命错误之根源：

“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、‘四人帮’，又不同于周恩来、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。这根本是幻想，他也说不出来，也找不出这个力量，因为本来就不存在。这是他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，造成这样一个结局。”

胡乔木直面问题，既不回避，亦不偏袒，更不偏激，以锐利之笔直指要害，条分缕析，使人信服。常言道，历史是现实的明镜，然而，这需以我们真诚地审视历史为前提，深入总结经验与教训，秉持中庸之道，践行正义之举。否则，稍有偏差，便可能谬以千里。

身为中共党内享有盛誉的理论家与历史学家，胡乔木在交谈中不仅辨析史实、理清思路，更不时流露出他对历史认知的独到见解。

“历史的演进，未必总能严格遵循逻辑。”胡乔木的这番话语，无疑是对历史研究者经验的深刻总结。

众多研究历史之士常会发现，历史潮流在展现出既定趋势之际，亦常交织着诸多难以预料的偶然因素。这些偶然因素往往左右着历史的实际进程，有时甚至能逆转历史的航向。

比如胡乔木认为，文化大革命并非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。若非领袖在晚年犯下错误，这场波及全局的失误或许可以避免。

确实，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，领袖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不容小觑。领袖的产生与行为，既存在必然性，亦含有偶然性。二十多年光阴荏苒，重读胡乔木的谈话，依旧能深切感受到其中闪耀的人类智慧之光。